从上述原文我们可以看出，庞统的一席话被刘备称为“当铭肺腑之言”，绝不为过！当初刘备荆州依刘表之时，诸葛亮若有庞统这一番话，刘备必将承继荆州事业。当时的荆州兵精粮足，再联合东吴，与南下的曹操相对抗，若胜则有足够的实力进取中原，恢复汉室。而事实却是刘备放弃了唾手可得的荆州，以后虽借助于东吴在赤壁大破曹兵，但却没有实力继续给于兵败的曹操以致命的打击，反而不得不与盟友东吴争夺荆州和南掠四郡，拓展生存空间，因此给予了曹操难得的喘息机会，迅速恢复了元气。赤壁之战后，刘备的实力虽比在新野时大了许多，但由于战火初过，荆州荒残，人物殚尽，发展潜力很小，此时必须建立基本之地，否则没有实力与曹魏和东吴相抗衡。因此，取西川是不可避免的。若非庞统这一席话，刘备继续迟疑而不取西川，则蜀汉政权无法建立，诸葛亮的“三分天下”空为纸上谈兵，将终成虚话。刘璋暗弱，本非守业之主，张鲁都欲取西川，何况曹操、孙权？取西川于刘璋实为取自于张鲁、曹操、孙权。庞统说服刘备起兵入川后，刘备就如同坐在火山口上一样，随时都可能爆发。进则有功，退则无益，既已起兵，事情的发展已非刘备与刘璋所能左右，不仅刘璋手下充满敌意，就是曾为盟友的东吴也欲从中起事：
第62回
却说张昭献计曰：“且休要动兵。若一兴师，曹操必复至。不如修书二封：一封与刘璋，言刘备结连东吴，共取西川，使刘璋心疑而攻刘备；一封与张鲁，教进兵向荆州来。着刘备首尾不能救应。我然后起兵取之，事可谐矣。”权从之，即发使二处去讫。
为了让刘备清楚地认识到当时的处境，庞统让刘备驰书去刘璋处借兵借粮，若能如愿借得，说明刘璋尚能自主，可以继续为援。若借不得，则说明刘璋已不能自主，变故已经产生。结果没有如愿借得兵粮。此时，唯有取川一条出路，庞统又给刘备三个选择：
62回
且说玄德在葭萌关日久，甚得民心。忽接得孔明文书，知孙夫人已回东吴。又闻曹操兴兵犯濡须，乃与庞统议曰：“曹操击孙权，操胜必将取荆州，权胜亦必取荆州矣。为之奈何？”庞统曰：“主公勿忧。有孔明在彼，料想东吴不敢犯荆州。主公可驰书去刘璋处，只推：‘曹操攻击孙权，权求救于荆州。吾与孙权唇齿之邦，不容不相援。张鲁自守之贼，决不敢来犯界。吾今欲勒兵回荆州，与孙权会同破曹操，奈兵少粮缺。望推同宗之谊，速发精兵三、四万，行粮十万斛相助。请勿有误。’若得军马钱粮，却另作商议。”
玄德从之，遣人往成都。来到关前，杨怀、高沛闻知此事，遂教高沛守关，杨怀同使者入成都，见刘璋呈上书信。刘璋看毕，问杨怀为何亦同来。杨怀曰：“专为此书而来。刘备自从入川，广布恩德，以收民心，其意甚是不善。今求军马钱粮，切不可与。如若相助，是把薪助火也。”刘璋曰：“吾与玄德有兄弟之情，岂可不助？”一人出曰：“刘备枭雄，久留于蜀而不遣，是纵虎入室矣。今更助之以军马钱粮，何异与虎添翼乎？”众视其人，乃零陵烝阳人，姓刘名巴，字子初。刘璋闻刘巴之言，犹豫未决。黄权又复苦谏。璋乃量拨老弱军四千，米一万斛，发书遣使报玄德。仍令杨怀、高沛紧守关隘。刘璋使者到葭萌关见玄德，呈上回书。玄德大怒曰：“吾为汝御敌，费力劳心。汝今积财吝赏，何以使士卒效命乎？”遂扯毁回书，大骂而起。使者逃回成都。庞统曰：“主公只以仁义为重，今日毁书发怒，前情尽弃矣。”玄德曰：“如此，当若何？”庞统曰：“某有三条计策，请主公自择而行。”
玄德问：“那三条计？”统曰：“只今便选精兵，昼夜兼道径袭成都：此为上计。杨怀、高沛乃蜀中名将，各仗强兵拒守关隘；今主公佯以回荆州为名，二将闻知，必来相送；就送行处，擒而杀之，夺了关隘，先取涪城，然后却向成都：此中计也。退还白帝，连夜回荆州，徐图进取：此为下计。若沉吟不去，将至大困，不可救矣。”玄德曰：“军师上计太促，下计太缓；中计不迟不疾，可以行之。”
刘备取川后，在接受刘璋投降时，“握手流涕曰：‘非吾不行仁义，奈势不得已也！’”确是实话。因为当时的情况使刘备别无选择，如不当机立断取西川，继续迁延时间，刘备将处于四面楚歌的境地，比当初不承继荆州好不到哪去。庞统自赤壁之战到被射死在落凤坡的短短几年中，战赤壁献连环，成就破曹第一功，耒阳县半日了断百日公事，议取西川实为建立西蜀政权的第一功臣，其才不输于诸葛亮，可惜的是其才高命短，因为终于有了施展才华的机会，急功近利，命丧落凤坡。庞统若不死，汉室将极有可能复兴。真是可惜！
诸葛亮没有能够说服刘备继承荆襄事业，丧失了一个难得的机会，将荆州拱手让给了曹操。因此，兵微将寡的刘备联合东吴，不得不与曹操在赤壁进行决战。在这次经典战役中，小说的作者将诸葛亮塑造得光彩照人，舌战群儒、草船借箭、借东风，无不体现了诸葛亮的超人智慧。然而，这一切的一切，是无法抵偿荆州的丧失的。虽然赤壁之战后刘备得到了荆州的大部土地，但此时荒残破败的荆州与战前的荆州是无法相比的。而且，作者在这次战役中，又一次对诸葛亮的个性弱点进行了揭示，只不过比较隐晦。这就是赤壁之战中，派关羽去守华容道，最终放走曹操这件事，我们还是先看原文吧：
49回
时云长在侧，孔明全然不睬。云长忍耐不住，乃高声曰：“关某自随兄长征战，许多年来，未尝落后。今日逢大敌，军师却不委用，此是何意？”孔明笑曰：“云长勿怪！某本欲烦足下把一个最紧要的隘口，怎奈有些违碍，不敢教去。”云长曰：“有何违碍？愿即见谕。”孔明曰：“昔日曹操待足下甚厚，足下当有以报之。今日操兵败，必走华容道；若令足下去时，必然放他过去。因此不敢教去。”云长曰：“军师好心多！当日曹操果是重待某，某已斩颜良，诛文丑，解白马之围，报过他了。今日撞见，岂肯放过！”孔明曰：“倘若放了时，却如何？”云长曰：“愿依军法！”孔明曰：“如此，立下文书。”云长便与了军令状。”云长曰：“若曹操不从那条路上来，如何？”孔明曰：“我亦与你军令状。云长大喜。孔明曰：“云长可于华容小路高山之处，堆积柴草，放起一把火烟，引曹操来。”云长曰：“曹操望见烟，知有埋伏，如何肯来？”孔明笑曰：“岂不闻兵法‘虚虚实实’之论？操虽能用兵，只此可以瞒过他也。他见烟起，将谓虚张声势，必然投这条路来。将军休得容情。”云长领了将令，引关平、周仓并五百校刀手，投华容道埋伏去了。玄德曰：“吾弟义气深重，若曹操果然投华容道去时，只恐端的放了。”孔明曰：“亮夜观乾象，操贼未合身亡。留这人情，教云长做了，亦是美事。”玄德曰：“先生神算，世所罕及！”
对于关羽在华容道“义”释曹操，历来多有议论，对于关羽因小义而失大义而大惑不解。陈迩冬先生曾有一说，以为关羽放曹操一条生路，实是诸葛亮的安排。原因是当时刘备立足未稳，杀了曹操之后，东吴会放胆向刘备进攻，后果将有不测。应该承认，此说颇有道理，但当我们了解了诸葛亮的个性弱点后，就会理解内中的真正原因不仅仅如此。我们不妨先做两个假设，第一个假设，就依上面所言，诸葛亮确有放走曹操的意思。可是我们会有诸多不解。第一，若诸葛亮真想放走曹操，完全可以不派任何人去把守华容道，既可以放走曹操，又可节省刘备本来就有限的兵力。何乐而不为呢？第二，赤壁大战，用人之时，派一员大将、两员副将并五百校刀手去送人情，实在是难以理解。完全可以派往别处去消灭曹军，斩其大将，夺取军用物资。有此不解，使得陈迩冬先生所说打了折扣。既然如此，那么就是诸葛亮不想放走曹操，而是在派将上犯了错误？由此而引出我们的第二个假设，也就是诸葛亮不想放走曹操，结果我们会有更多的不解。第一，既然诸葛亮深知关羽有可能放走曹操，为什么还要派关羽去呢？如果派赵云也好，张飞也好，都不会放走曹操。诸葛亮“平生谨慎”，不可能犯如此低级的错误。第二，退一万步讲，诸葛亮确实是要让关羽去送人情，派则派了，诸葛亮又何必明说自己的顾虑，反激关羽，教关羽“休得容情”而杀曹操，并且还立了军令状呢？
由此可见，无论是诸葛亮想放走曹操也好，不想放走曹操也好，两个立论似乎都难以成立。那么，诸葛亮究竟为什么要派关羽去守华容道呢？其实，两个立论都不成立，也都成立，答案只有一个，诸葛亮对是否放走曹操顾虑重重，无法做出决断，个性使然。若不放走曹操的顾虑正如以上陈迩冬先生所说，因为吴蜀的联合本身就很脆弱，火烧赤壁之前周瑜就多有欲杀刘备、诸葛亮的行为，诸葛亮实有此担心。但是，若要放走曹操也实非诸葛亮所愿，正所谓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一日纵敌，万世之患，此时若放走曹操，实难再有机会，曹操占据北方，国力强大，谋士战将如云，要想再灭曹操将要付出百倍的艰难和代价。诸葛亮本来早有杀操之心：
第42回：
却说玄德至江夏，与孔明、刘琦共议良策。孔明曰：“曹操势大，急难抵敌，不如往投东吴孙权，以为应援。使南北相持，吾等于中取利，有何不可？”玄德曰：“江东人物极多，必有远谋，安肯相容耶？”孔明笑曰：“今操引百万之众，虎踞江汉，江东安得不使人来探听虚实？若有人到此，亮借一帆风，直至江东，凭三寸不烂之舌，说南北两军互相吞并。若南军胜，共诛曹操以取荆州之地；若北军胜，则我乘势以取江南可也。”
但是，对于周瑜屡欲相害之意，诸葛亮则是到了东吴之后才清楚的。情况的变化使诸葛亮面临两难的选择，对此诸葛亮无法与任何人商量，无论是刘备，还是张飞、赵云，甚至是关羽，都不会同意放走曹操，而且以诸葛亮的自负性格，他也不会与别人商量。诸葛亮确实才智过人，他找到了一个无须与其商量，而又必须为他做出选择的人，这个人就是关羽。曹操身为“汉贼”，关羽早在许田打围时就有杀操之心，但关羽又蒙曹操厚恩，虽斩颜良，诛文丑，解白马之围，已奉报曹操。可是关羽过五关，斩六将，曹操却依然放走了关羽，由此可见，曹操与关羽的恩怨纠缠不清。诸葛亮深知此中曲折，更知关羽义气深重，所以在派将时才会如上述原文那样煞费苦心，先是对关羽不理不睬，后又明说己之顾虑，最后又要关羽立下军令状，将一个难题推给了关羽。曹操败走华容道，遇上关羽，小说的作者对关羽的难下抉择进行了细致的描写，我们还是看一看原文吧：
50回
又行不到数里，操在马上扬鞭大笑。众将问：“丞相何又大笑？”操曰：“人皆言周瑜、诸葛亮足智多谋，以吾观之，到底是无能之辈。若使此处伏一旅之师，吾等皆束手受缚矣。”
言未毕，一声炮响，两边五百校刀手摆开，为首大将关云长，提青龙刀，跨赤兔马，截住去路。操军见了，亡魂丧胆，面面相觑。操曰：“既到此处，只得决一死战！”众将曰：“人纵然不怯，马力已乏，安能复战？”程昱曰：“某素知云长傲上而不忍下，欺强而不凌弱；恩怨分明，信义素著。丞相旧日有恩于彼，今只亲自告之，可脱此难。”操从其说，即纵马向前，欠身谓云长曰：“将军别来无恙！”云长亦欠身答曰：“关某奉军师将令，等候丞相多时。”操曰：“曹操兵败势危，到此无路，望将军以昔日之情为重。”云长曰：“昔日关某虽蒙丞相厚恩，然已斩颜良，诛文丑，解白马之围，以奉报矣。今日之事，岂敢以私废公？”操曰：“五关斩将之时，还能记否？大丈夫以信义为重。将军深明《春秋》，岂不知庾公之斯追子濯孺子之事乎？”云长是个义重如山之人，想起当日曹操许多恩义，与后来五关斩将之事，如何不动心？又见曹军惶惶，皆欲垂泪，一发心中不忍。于是把马头勒回，谓众军曰：“四散摆开。”这个分明是放曹操的意思。操见云长回马，便和众将一齐冲将过去。云长回身时，曹操已与众将过去了。云长大喝一声，众军皆下马，哭拜于地。云长愈加不忍。正犹豫间，张辽纵马而至。云长见了，又动故旧之情，长叹一声，并皆放去。
从这段原文我们可以看到，关羽本无意放走曹操，所以有“今日之事，岂敢以私废公”之语。当曹操提到“五关斩将之时”，关羽为之动心，但只是一念之差。当“曹操已与众将过去”时，关羽“大喝一声”。此时的关羽思想斗争是十分激烈的，一方面是杀“国贼”之心和已立的军令状，所以才会“大喝一声”，可见其仍有不放曹操之心；另一方面，关羽身受曹操厚恩，又见“众军皆下马，哭拜于地”，此时关羽仍在犹豫，直到张辽到来，才最终放走了曹操。关羽此时已心神大乱，否则，即使曹操对其有恩，可以放走。但其他曹操的谋臣武将并非如此，甚至有的还敌视关羽，关羽决不应放走。放走曹操可以借口信义为重，放走曹操的部下却实在是无法交待，可见当时关羽思想斗争之激烈。正因为如此，才会有关羽回军后，孔明问关羽“拿得甚将士来？”之问。至于诸葛亮所言“亮夜观乾象，操贼未合身亡。留这人情，教云长做了，亦是美事”的话，只不过是遮掩本意的借口罢了。若关羽因一念之差而杀了或者抓住曹操，正如原文所描述的一样，诸葛亮就会“忙离坐席，执杯相迎曰：‘且喜将军立此盖世之功，与普天下除大害。合宜远接庆贺！’”了。
从当时的天下大势来看，放走曹操，大势易明，杀了曹操，大势将乱，各有优劣。放走曹操后，大势发展如诸葛亮所预期的那样，其复兴汉室的计划得以一步一步地进行，直至“天下三分”。但是，这样的发展一则进展缓慢，二则难度很大，最终诸葛亮没有能够实现他复兴汉室的理想。若当时杀了曹操，以刘备的实力，与孙权相抗衡确有相当的难度，而且曹操的残余势力也不容忽视。但是，复兴汉室的势力应更为强大，从后文中伏完与穆顺、耿纪与韦晃、马腾与黄奎等多次谋杀曹操，以求复兴汉室的行为就可以看出。而且，曹操自建安元年得以“挟天子以令诸侯”至建安十三年南下荆州之前，东征西战，虽在形式上统一了北方，但树敌也多，许多地方势力只是慑于威而服从，更多的汉室忠臣则是待机而动，以求恢复汉室。曹操若死，北方必乱，前景难测。从整体来看，当时的西凉马腾、韩遂拥兵二十万，誓扶汉室，西川刘璋亦是汉室宗亲，可以为援，复兴汉室的可能性很大，只不过刘备相对将处于较为危险的境地。放与不放曹操各有利弊，但从放走曹操之后的结果来看，还是不放为佳。
诸葛亮因为自身的个性弱点，没有能够把握住杀掉曹操的机会，不得不缓慢地实施其复兴汉室的计划。建立政权于成都，南下平蛮，然后出师北伐。此时，历史又给予诸葛亮一个难得的机会。但是，诸葛亮又没有抓住，其个性弱点在此得到了充分的表现。
那就是诸葛亮首出祁山伐魏，未听魏延之计，兵出子午谷。我们还是结合原文来进行探讨。
92回
却说孔明率兵前至沔阳，经过马超坟墓，乃令其弟马岱挂孝，孔明亲自祭之。祭毕，回到寨中，商议进兵。忽哨马报道：“魏主曹睿遣驸马夏侯楙，调关中诸路军马，前来拒敌。”魏延上帐献策曰：“夏侯楙乃膏粱子弟，懦弱无谋。延愿得精兵五干，取路出褒中，循秦岭以东，当子午谷而投北，不过十日，可到长安。夏侯楙若闻某骤至，必然弃城望横门邸阁而走。某却从东方而来，丞相可大驱士马，自斜谷而进：如此行之，则咸阳以西，一举可定也。”孔明笑曰：“此非万全之计也。汝欺中原无好人物，倘有人进言，于山僻中以兵截杀，非惟五千人受害，亦大伤锐气。决不可用。”魏延又曰：“丞相兵从大路进发，彼必尽起关中之兵，于路迎敌：则旷日持久，何时而得中原？”孔明曰：“吾从陇右取平坦大路，依法进兵，何忧不胜！”遂不用魏延之计。魏延怏怏不悦。
从上述的小说原文中我们可以看出，诸葛亮自负、志大而不见机、好兵而无权的弱点在此充分的表现，今天的公论是：魏延的计划虽然冒险，但成功的可能极大，因为他对当时敌我形势及当地特殊地形的判断都是非常准确的。然而，诸葛亮却没有采纳魏延的建议。在三国当中，西蜀的国力最弱，没有能力与实力强大的曹魏打持久战，必须速战速决，以奇兵取胜。诸葛亮看到了这一点，却没有把握这个机会，只因五千兵马可能受困而不用魏延之计，实在是可惜。五千兵马受困与“咸阳以西，一举可定”相比，权衡下来，孰轻孰重，一目了然，即使五千兵马全部损失，也值得一试。以后司马懿正是利用了诸葛亮必须急战的弱点，坚守不出，消耗诸葛亮，最终取得了胜利。诸葛亮兵出祁山，从大路进发，不仅大费钱粮，而且损失巨大，仅第六次出祁山，北原渭桥一战，就损失万余人。但是，诸葛亮过于自负，他自信用兵打仗无人能是他的对手，所以他自信“吾从陇右取平坦大路，依法进兵，何忧不胜！”诸葛亮说魏延“欺中原无好人物”，实际上是他自己“欺中原无好人物”啊！古人论到此，多认为诸葛亮谨慎，才不听魏延之计，其实却是诸葛亮自负的个性弱点所致，正所谓欺敌者必败，以后再也没有这样的机会了。诸葛亮是个完美主义者，追求“万全之计”，但凡事过度，必然走向其反面。为了表明诸葛亮的这次重大失误，小说的作者在后文做了三次呼应。
第一处为：
95回
却说魏主曹睿令张郃为先锋，与司马懿一同征进；一面令辛毗、孙礼二人领兵五万，往助曹真。二人奉诏而去。且说司马懿引二十万军，出关下寨，请先锋张郃至帐下曰：“诸葛亮平生谨慎，未敢造次行事。若是吾用兵，先从子午谷径取长安，早得多时矣。他非无谋，但怕有失，不肯弄险。今必出军斜谷，来取郿城。若取郿城，必分兵两路，一军取箕谷矣。吾已发檄文，令子丹拒守郿城，若兵来不可出战；令孙礼、辛毗截住箕谷道口，若兵来则出奇兵击之。”
作为诸葛亮的唯一对手，司马懿曾多次自叹计谋不如诸葛亮，小说中多有描写，不必赘述。但在此，司马懿却坚定地否定了诸葛亮，指出“若是吾用兵，先从子午谷径取长安，早得多时矣。”为什么？因为善于把握机会和权衡轻重的司马懿是站在战略的高度上考虑问题，更关注于整体的得失，而诸葛亮却只是在战术的高度上考虑问题，更关注于局部的得失，两者不在同一高度上。
第二处为魏灭蜀时，魏国是分兵入川，一路由邓艾在沓中绊住姜维，使其不能分身，另一路由钟会轻松夺取汉中。诸葛亮却没有同意魏延分兵取长安的策略。尤其对应的是，钟会又分三路取汉中，其中两路分别取斜谷和子午谷，正与魏延取长安的路线相同。钟会的成功无疑是对魏延之计的肯定。
第三处为魏最终灭蜀时，魏国大将邓艾正是采取了与魏延相似的非“万全之计”，我们还是结合原文来说明：
第117回
艾下马入见。会接入帐礼毕。艾见军容甚肃，心中不安，乃以言挑之曰：“将军得了汉中，乃朝廷之大幸也，可定策早取剑阁。”会曰：“将军明见若何？”艾再三推称无能。会固问之。艾答曰：“以愚意度之，可引一军从阴平小路出汉中德阳亭，用奇兵径取成都，姜维必撤兵来救，将军乘虚就取剑阁，可获成功。”会大喜曰：“将军此计甚妙！可即引兵去。吾在此专候捷音！”二人饮酒相别。会回本帐与诸将曰：“人皆谓邓艾有能。今日观之，乃庸才耳！”众问其故。会曰：“阴平小路，皆高山峻岭，若蜀以百余人守其险要，断其归路，则邓艾之兵皆饿死矣。吾只以正道而行，何愁蜀地不破乎！”遂置云梯炮架，只打剑阁关。
此段文字与92回非常相似。邓艾之计如同魏延子午谷之谋，钟会自负的言行如同诸葛亮的翻版。阴平小路虽比子午谷险峻得多，而邓艾却获得了成功。
诸葛亮不用魏延子午谷之谋，再次丧失了一次难得的机会。如果说这次失误还勉强可以用其过于谨慎来开脱的话，那么，在派马谡守街亭的事情上却无论如何说不过去。诸葛亮自负与临机不决的个性弱点在此得到了充分体现。我们还是结合原文来探讨吧。
95回
却说孔明在祁山寨中，忽报新城探细人来到。孔明急唤入问之，细作告曰：“司马懿倍道而行，八日已到新城，孟达措手不及；又被申耽、申仪、李辅、邓贤为内应：孟达被乱军所杀。今司马懿撤兵到长安，见了魏主，同张郃引兵出关，来拒我师也。”孔明大惊曰：“孟达做事不密，死固当然。今司马懿出关，必取街亭，断吾咽喉之路。”便问：“谁敢引兵去守街亭？”言未毕，参军马谡曰：“某愿往。”孔明曰：“街亭虽小，干系甚重：倘街亭有失，吾大军皆休矣。汝虽深通谋略，此地奈无城郭，又无险阻，守之极难。”谡曰：“某自幼熟读兵书，颇知兵法。岂一街亭不能守耶？”孔明曰：“司马懿非等闲之辈；更有先锋张郃，乃魏之名将：恐汝不能敌之。”谡曰：“休道司马懿、张郃，便是曹睿亲来，有何惧哉！若有差失，乞斩全家。”孔明曰：“军中无戏言。”谡曰：“愿立军令状。”孔明从之，谡遂写了军令状呈上。孔明曰：“吾与汝二万五千精兵，再拨一员上将，相助你去。”即唤王平分付曰：“吾素知汝平生谨慎，故特以此重任相托。汝可小心谨守此地：下寨必当要道之处，使贼兵急切不能偷过。安营既毕，便画四至八道地理形状图本来我看。凡事商议停当而行，不可轻易。如所守无危，则是取长安第一功也。戒之！戒之！”二人拜辞引兵而去。
孔明寻思，恐二人有失，又唤高翔曰：“街亭东北上有一城，名列柳城，乃山僻小路，此可以屯兵扎寨。与汝一万兵，去此城屯扎。但街亭危，可引兵救之。”高翔引兵而去。孔明又思：高翔非张郃对手，必得一员大将，屯兵于街亭之右，方可防之，遂唤魏延引本部兵去街亭之后屯扎。延曰：“某为前部，理合当先破敌，何故置某于安闲之地？’孔明曰：“前锋破敌，乃偏裨之事耳。今令汝接应街亭，当阳平关冲要道路，总守汉中咽喉：此乃大任也，何为安闲乎？汝勿以等闲视之，失吾大事。切宜小心在意！”魏延大喜，引兵而去。 
在这段原文中,诸葛亮自负与多谋而少决的个性弱点表露无疑。首先，诸葛亮对派马谡去守街亭本身就有顾虑，先讲街亭的重要性，后讲守之难度，又说对手之强大，意欲使马谡自退。最后马谡写下军令状，诸葛亮仍不放心，又派一名处事谨慎的上将王平相助，千叮咛，万嘱咐，才派二人前去。本来用兵派将已毕，但诸葛亮依然迟疑不决，大概是想起刘备白帝城临终之言，我们还是先看一下原文吧：
85回
先主以目遍视，只见马良之弟马谡在傍，先主令且退。谡退出，先主谓孔明曰：“丞相观马谡之才何如？”孔明曰：“此人亦当世之英才也。”先主曰：“不然。朕观此人，言过其实，不可大用。丞相宜深察之。”分付毕，传旨召诸臣入殿，取纸笔写了遗诏，递与孔明而叹曰：“朕不读书，粗知大略。圣人云：‘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朕本待与卿等同灭曹贼，共扶汉室；不幸中道而别。烦丞相将诏付与太子禅，令勿以为常言。凡事更望丞相教之！”
刘备“烦丞相将诏付与太子禅，令勿以为常言”的话可谓一语双关，既是对太子刘禅所言，也是对诸葛亮所言。希望诸葛亮不要把其“朕观此人，言过其实，不可大用。丞相宜深察之”的话“以为常言”。刘备身为帝王，本为金口玉言，更兼是临终肺腑之语，谁敢违背，大概只有自负的诸葛亮了，诸葛亮身受托孤之重任，当时时牢记刘备临终之语。临事却公然违背，自负何极！正所谓“才也超人，过也超人”。
诸葛亮派马谡去守街亭已经错误，本身虽顾虑重重，但却一意孤行，为了保证自己正确，先后又派出高翔与魏延两路人马去接应街亭，其实这已经是画蛇添足了，即使再派出两路人马也没有多大用。正所谓“一将无能，累死千军”。小说后文对此又有呼应：
95回
　 却说孔明自令马谡等守街亭去后，犹豫不定。忽报王平使人送图本至。孔明唤入，左右呈上图本。孔明就文几上拆开视之，拍案大惊曰：“马谡无知，坑陷吾军矣！”左右问曰：“丞相何故失惊？”孔明曰：“吾观此图本，失却要路，占山为寨。倘魏兵大至，四面围合，断汲水道路，不须二日，军自乱矣。若街亭有失，吾等安归？”长史杨仪进曰：“某虽不才，愿替马幼常回。”孔明将安营之法，一一分付与杨仪。----正待要行，忽报马到来，说：“街亭、列柳城，尽皆失了！”孔明跌足长叹曰：“大事去矣！----此吾之过也！”
自古以来，中国就有“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的说法，诸葛亮派马谡守街亭时犹豫，马谡领兵去后犹豫，魏延等接应部队去后仍然犹豫，可见其对派马谡守街亭是有所疑虑的。及“王平使人送图本至”时，犹豫不决的诸葛亮才不得不决定派人替换马谡。可是太晚了。在如此关键的时刻，如此重要的地点，诸葛亮将全军的命运系于一疑惑之人身上，其权衡轻重的能力确实不高。街亭的失守，不仅损兵折将，而且前功尽弃。消耗大量军用物资，损伤多少兵将才夺得的南安、天水、安定三郡就这么轻易地送还给了曹魏。如果说身为长史的杨仪尚可替代马谡，那么派将当初，赵云、姜维、邓芝等任何一人去把守街亭都不会有街亭之失，可是极端的自负使诸葛亮最终选择了马谡。
至此，《三国演义》的作者通过上述的具体事实对诸葛亮的个性弱点进行了深层的揭示。作为蜀汉集团政治和军事策略的主要制定者，诸葛亮由于自身的弱点，造成了一系列决策的失误，最终没有复兴汉室也是必然的，符合逻辑的。
那么，笔者为什么一直认为是诸葛亮的个性弱点的表现呢？主要是因为在人的个性当中，有些东西是很难确定的，体现在一个人的身上也往往是矛盾的。小说中诸葛亮个性的表现，自信与自负都有，两者本身就是一对“孪生兄弟”，其间存在一个“度”的概念，过度可称之为自负，不过度可称之为自信，但这个度实难把握，甚至很多时候只能以成败来定，成则为自信，败则为自负。至于临机不决，自古以来就有“多谋必不善断，善断则必不多谋”的说法，两者是对立统一的。多谋善断只能是相对而言。诸葛亮事事都追求完美，则难定取舍。对于自身的弱点，诸葛亮本身也很清楚，但难以改变，正所谓“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就象曹操多疑，刘备爱哭一样。其实本人也很清楚，却实难改变。
诸葛亮是一个人，他有自负和临机不决的一面，但作为中国历史上杰出的军事家、政治家、外交家，其品德高尚、智谋过人的个性优点在小说中更有所体现。诸葛亮仍是中国历史上杰出人物的代表。

注：
这是作者数年前就想写的一篇文章，然世事纷扰，命运多蹇，一直无法静心于此。龙年岁末，虽有此机会，思绪却仍有些繁乱，不当之处在所难免，万望批评指正。
《三国演义》主要有嘉靖本和“毛本”两个版本，后世刊本基本以其为蓝本。最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又出版一《三国演义》（明黄正甫刊本），据整理者张志和博士考证认为比嘉靖本要早二十年以上。本文作者为了论证的需要，引用了较多的原文作为论据，除一处取自于《晋书》外，其余全部取自于小说《三国演义》。所引用的原文在上述三个版本中都有相应的出处，文字上虽略有不同，但内容并无二致。对于只在某一版本中所出现的论据，本篇文章一律没有引用。《三国演义》的刊本众多，仅明末就有二十多种，现在则更多，不可能一一引用，所以本文作者选择了影响较远，发行量较大的一个刊本作为本篇文章所引用小说原文的唯一出处，这就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三国演义》（1953年11月北京第1版1957年1月北京第2版1973年12月北京第3版2000年8月北京第6次印刷）。

主要参考书目
《三国演义》人民文学出版社
《三国演义》吴小林校注陈迩冬审订四川文艺出版社
《三国演义》（嘉靖本）于途点校黄山书社
《三国演义》（明黄正甫刊本）张志和整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三国志演义》（毛评本）山东文艺出版社
《三国志》、《晋书》、《太平御览》、《资治通鉴》、《诸葛亮全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