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持对政治目标自上而下的一致，从处理彭羕、廖立和李严等事情上，也印证了这一点。彭羕和廖立掌握的权力不足以左右大局，只能以恃才傲物示人，彭羕到马超那里去发泄不满私下毁谤也就算了，当酒后狂言可以了事，问题是居然“狂”到怂动兵变，这无论在哪个朝代哪个政权，都是极不允许的，于是彭羕下狱；廖立好一点，只是毁谤，但时机又选错了，尤其是李严在职位和权力上超过他之后，居然在内外交困的环境下肆意毁谤同事，这无论在哪个君主或主要决策班子面前，也是不容许的，于是廖立贬官为民。至于李严，情况更复杂，处理起来也更麻烦，最重要的原因还是李严动摇了蜀汉的原则。
　　
　　这三件事最典型，都是原则问题，而不是诸葛亮与这些人意见相左。处理彭羕时刘备在世，若说诸葛亮排斥异己，刘备不至于不察和不明至此——如果刘备专听诸葛亮的，就不能解释在东征问题上诸葛亮劝不住刘备，只能说在内政和用人上，诸葛亮是得到刘备信任和肯定的，二人看法和意愿一致。
　　
　　魏的政权交接更为制度化一点，毕竟这是当时最强大的一方势力，各方面建设更为健全。作为曹丕最信任和欣赏的人之一，司马懿起了关键作用。
　　
　　曹操说司马懿“鹰视狼顾”，陈寿说诸葛亮“龙骧虎视”。这是非常相似的提法，都说明二人有长远的眼光、卓越的才干和远大的抱负，关键是他们的出发点并不同，所导致的结果也截然迥异：司马之后，晋以篡魏；诸葛之后，蜀汉北伐持续到亡国的最后一刻。
　　
　　如果说诸葛亮有同样的野心，那未必就能培养出蒋琬、费袆等这一批继任者，未必有姜维这最后一个孤胆英雄——将一种精神和信念贯彻和执行下去，刘备、诸葛亮做得尤其好。而以曹丕为首的新一代魏政权首领，活在一个制度化的框架下，他个人对旧的人事继承不足，对新朝的蓝图建设不力，而实际上他既没有能力、也没有时间去实施一种能传承的东西——陈寿说曹丕“若加之旷大之度，励以公平之诚，迈志存道，克广德心，则古之贤主，何远之有哉！”，就是这个意思。而“蓝图”这种形而上的东西随着荀彧的死而成为过往，魏注定只能三分天下。
　　
　　其实在曹操起家的时候，倒是很有一种蓝图概念的，“奉天子”也好、“胁天子”也罢，始终是一种终极的追求，在这一面旗帜下聚集了各方人才——包括汉帝的旧臣、各地军阀和流亡知识分子，虽然成分复杂良莠不齐，不排除有看热闹和骑墙的，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在这面旗帜下，曹操身边人才辈出并且高度团结。曹丕取代汉献帝后随即扔了这杆旗，这也罢了，其实这也是大势所趋，问题在于他同时忘了这还是一个乱世，所谓“四海未平”，是需要另立一杆旗帜的。于是曹魏政权的合法性是否在当时就受到严重质疑这点不去考查，仅从事态发展上看，魏的内部倒先四分五裂了——既然你没什么追求，就让我这个有所追求的来吧，司马氏于是隆重登场。频繁更换皇帝的魏政权后期更说明了这一点，内部谁都想出来说句话。而刘备的安排，至少让他的子孙都少了场血光之灾。

　　孙家的事多，他们面对的问题从一开始就不是恢复中原一统华夏，甚至也不是内部不一致的问题，而是家族势力的问题。实际上吴国的精英们倒是一直很团结对外的，不存在多少谁想出来出风头的情况，政权问题主要是孙家的家事。
　　
　　孙权十七岁接过其兄孙策的事业后，一直韬光养晦地经营，由孙策继承和带出来的这支文武官员队伍，也的确忠诚精干，原则上这是一笔财富，而实际上孙权也用得不错，但这支强悍的精英队伍却常使孙权不安。江东四英除了吕蒙，其他三人不是孙策的死党、亲戚，就是其政策的执行者——鲁肃算是个温和的鹰派，没有他留下的工事和军队建设成就，就没有吕蒙白衣渡江的成功。于是孙权很想树立自己的队伍，但似乎并不怎么成功，吴国太子的命运多舛，与其说是孙权自己的举棋不定，倒不如说是他想树立自己力量的试验。
　　
　　孙权是个明白人，但在政权交接上，举棋不定和没有树立属于自己的明确目标，导致了类似曹魏的内部倾轧，只不过孙家的倾轧来自家族原因，而曹家则来自政治势力。
　　
　　“主义”是件好东西，但极少能用得好的，不过刘备和诸葛亮做到了。分裂时代需要一面旗帜，一句口号，一个精神领袖，而鼎足之中只有蜀汉处理好了。无论魏还是吴，都在这个问题上失之偏颇，闹出了政变。蜀汉则在诸葛亮的努力下，将这面“旗帜”发扬成一种精神，一种流淌在骨子里的坚持和忠贞，蜀汉弱小的政权在风雨飘摇中虽存在不长，但高度统一，于是有了蒋琬、费袆、董允的前赴后继，有了姜维的义无反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