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三国演义》中，为了塑造诸葛亮的智慧形象，把火烧博望坡一事由刘备移植到了诸葛亮身上，博望坡之战的时间也因此推迟到建安十三年（208年），成为诸葛亮“初出茅庐第一功”。

在《资治通鉴》中，博望坡之战被写入建安七年（202年），但我们并不知道司马光的理由是什么。

如果仔细考究一番，我们会发现《三国演义》和《资治通鉴》可能都不对，博望坡之战应该发生在建安八年（203年）。

在《三国志》和裴松之注中，关于博望坡之战的记载一共只有三条，我们列举一下：

荆州豪杰归先主者日益多，表疑其心，阴御之。使拒夏侯惇、于禁等于博望。久之，先主设伏兵，一旦自烧屯伪遁，惇等追之，为伏兵所破。（《三国志·先主传》）

刘表使刘备北侵，至叶，太祖遣典从夏侯惇拒之。备一旦烧屯去，惇率诸军追击之，典曰：“贼无故退，疑必有伏。南道狭窄，草木深，不可追也。”惇不听，与于禁追之，典留守。惇等果入贼伏里，战不利，典往救，备望见救至，乃散退。（《三国志·李典传》）

其中，这三条记载中，《三国志·李典传》最有助于我们推断博望坡之战的时间。

博望坡之战前，李典跟随曹操参与了黎阳之战，打通了粮道：

太祖击谭、尚于黎阳，使典与程昱等以船运军粮。会尚遣魏郡太守高蕃将兵屯河上，绝水道，太祖敕典、昱：“若船不得过，下从陆道。”典与诸将议曰：“蕃军少甲而恃水，有懈怠之心，击之必克。军不内御；苟利国家，专之可也，宜亟击之。”昱亦以为然。遂北渡河，攻蕃，破之，水道得通。（《三国志·李典传》）

黎阳之战发生在建安七年（202年）九月到建安八年（203年）三月之间：

谭自号车骑将军，屯黎阳。秋九月，公征之，连战。谭、尚数败退，固守。八年春三月，攻其郭，乃出战，击，大破之，谭、尚夜遁。（《三国志·武帝纪》）

博望坡之战后，李典又跟随曹操参与了邺城之战：

从围邺，邺定，与乐进围高幹於壶关，击管承於长广，皆破之。（《三国志·李典传》）

邺城之战发生在建安九年（204年）二月到建安九年（204年）八月之间：

二月，尚复攻谭，留苏由、审配守邺。公进军到洹水，由降。既至，攻邺，为土山、地道。……八月，审配兄子荣夜开所守城东门内兵。配逆战，败，生禽配，斩之，邺定。（《三国志·武帝纪》）

现在，我们梳理了一下我们已经掌握的事实：

1.根据《三国志·李典传》，李典参与了博望坡之战。

2.根据《三国志·李典传》，博望坡之战发生在黎阳之战后，邺城之战前。

3.根据《三国志·武帝纪》，黎阳之战结束于建安八年（203年）三月。

4.根据《三国志·武帝纪》，邺城之战发生于建安九年（204年）二月。

因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初步结论，博望坡之战发生于建安八年（203年）三月和建安九年（204年）二月间，不可能是《资治通鉴》认为的建安七年。

在此基础上继续深入，还可以进一步缩小博望坡之战发生的时间范围。

我们先来看看建安八年（203年）三月和建安九年（204年）二月之间，曹操这边的时间线：

四月，曹操进军邺城，欲乘胜追击，但郭嘉建议先南征刘表，待袁谭、袁尚自相残杀，曹操采纳。

五月，曹操还军许都。

八月，曹操南征刘表，驻军西平。果如郭嘉所料，袁谭、袁尚兄弟火并，袁谭不敌袁尚，向曹操请降，曹操听从郭嘉建议接受了袁谭的投降。

十月，曹操前往黎阳，与袁谭和亲。

九年春正月，曹操渡过黄河，进军邺城。

博望坡之战的起因是“刘表使刘备北侵，至叶”，叶县是许都的西南门户，距离许都只有100公里左右。北侵目的是威胁许都，刘表和刘备肯定不会选曹操大军在许都时前去送死，而是选择曹操远征时出兵。建安十二年（207年），曹操远征柳城，刘备就有过类似的计划：

太祖之始征柳城，刘备说表使袭许，表不从。（裴松之引《汉晋春秋》注《三国志·刘表传》）

因此，我们又排除了建安八年（203年）五月到十月期间。考虑到曹操南征刘表，驻军西平的一系列行为，刘备北侵应该发生在建安八年（203年）四月，这样一切都非常合理了。

建安八年（203年）四月，曹操进军邺城，刘表派刘备乘虚偷袭许都，兵至叶县。曹操听从郭嘉建议，一面率军从邺城返回许都，一面派李典回去支援。刘备见曹操率大军返回，于是烧营而走，在博望坡设下伏兵。夏侯惇不听李典劝阻，与于禁率兵追赶，在博望坡遭遇刘备伏兵，夏侯惇大败，李典将其救回。八月，曹操为报一箭之仇并彻底解决后顾之忧，率军南征刘表，在距离叶县只有30多公里的西平驻军。期间，袁谭被袁尚击败，向曹操投降，曹操听从郭嘉建议接受投降。十月，曹操前往黎阳与袁谭和亲，李典跟随曹操前往。次年初，邺城之战爆发。

还有一条史料也值得玩味，曹操回到许都后，在五月二十五日曾经颁布过一条军令：

司马法“将军死绥”，故赵括之母，乞不坐括。是古之将者，军破于外，而家受罪于内也。自命将征行，但赏功而不罚罪，非国典也。其令诸将出征，败军者抵罪，失利者免官爵。（《三国志·武帝纪》）

这条军令主要说的就是：“以前我派将出征，只奖励有功的，不惩罚有罪的，这不符合国家制度。从今以后，将领出征时，打败的要抵罪，失利的要罢免官爵。”也许，这条军令针对的就是博望坡之败，是对夏侯惇的一种批评。